1988年11月底，中央电视台紧急播放了一条罕见的长达十分钟的新闻报道，标题是“四川军民齐心围剿持枪逃犯”。画面里，解放军和武警严阵以待，围住一个岩洞，士兵向洞口射击，也有人投掷手榴弹和燃烧瓶。洞口以外，村民聚集观看，男女老少挤满了山路，有的人甚至现场摆摊卖零食，场面看起来有些热闹轻松，但表象下隐藏着严重危险。
参与围剿的军警后来回忆，战况远比画面残酷。一名来自乐山公安局的民警因为抽烟疏于掩蔽，被歹徒一枪击中重伤——令人震惊的是，当时双方的距离竟然接近千米。更让人警觉的是，这两名逃犯绝非普通暴徒，其中一人曾在湖北省的比武中成绩突出，属于受过正规训练的武警战士。地方武警遂请求支援，一支参加过对越作战的侦察连也被派到现场。可以说，普通百姓能够冒险围在洞口旁观，更多的是“无知者无畏”。
事情要从头说起。1988年11月8日刚过午夜，湖北襄樊某武警部队的士兵邵江彬和耿学杰突袭排长住所，在排长还未来得及反应时，用匕首将其刺死。两人抢走钥匙打开武器库，夺得两把56-1折叠冲锋枪和1100多发子弹，随即逃出军营。这起命案的根源，与当时部队在士兵审核、管理以及军内霸凌等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密切相关。
展开剩余76%先看士兵甄别问题：那时部队对新兵的背景审查并不严格，部队在一些人眼里也成了“避祸”或谋生的去处，而非肩负保家卫国的圣职。比如另一起事例显示，有人能利用关系把有前科的青年塞进部队，履历造假却长期无人察觉。其次，新兵常遭受老兵或上级的欺凌打骂，矛盾激化也曾导致严重后果。上下级关系紧张、管理不当，是此类极端事件的重要诱因之一。
回到两名逃犯身上：邵江彬早年问题多多，有前科，被家人通过关系塞进部队以避开法律制裁；耿学杰家庭贫困，参军带有强烈的出路心态。两人在部队里并非同一圈子，偶然相遇后发现彼此都对现状不满，酒后言语激烈，终于结成同伙。11月8日深夜实施杀害并夺枪后，他们头也不回地向四川方向逃去，有说法称目的是到排长老家寻仇。
逃跑期间，两人竟未换便装，仍穿军服携枪行走，于是沿途村民误以为他们是在执行任务，给了食宿与掩护，使得追捕一度无果。直到11月27日，一位农民在经过草垛时发现了他们，便报告给当地治安机构。双方在带回审问途中，歹徒突发暴力，邵江彬掏出冲锋枪扫射，耿学杰拔匕首攻击。幸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及时夺枪，避免了更大伤亡，但歹徒仍趁乱逃脱，并拦下一辆货车离开。
警方查出两人可能藏匿于白岩沟一带，随即展开围剿。11月27日清晨起，大量武警、刑警、民警和解放军集结，出动车辆约120辆，参战人员逾700人，连曾参加过对越作战的侦察连也被调来。经过地毯式搜索，确定两人藏在一处深洞内。最先的进攻由武警发起，先用82无后坐力炮轰击，再放警犬侦察，随后士兵冲进洞穴，却遭到迎面而来的密集枪火，武警损失严重，连警犬也被击毙。
事实表明，洞穴结构对守方极为有利：洞内空间宽广、通道复杂、岩石坚硬，外界炮火对内部破坏有限；从内向外能清楚观察洞口，但从外向里则一片漆黑，使得突入者极易成为靶子。武警的强攻接连受挫，伤亡累累后，解放军改用重火力——师长亲临指挥，动用榴弹炮、投掷大威力手雷，但每次进攻仍遭洞内子弹反击，一名班长当场牺牲。
当时一度提出派直升机支援，但天色已晚，现场指挥决定尝试火攻。为了把洞内点燃，军警连夜架设输油管，许多村民也扛油上山协助。统计显示，先后灌入洞内的汽柴油约合2000公斤汽油和525公斤柴油。11月29日，喷火兵执行点燃行动，火势扑灭后，洞内发现两具紧抱在一起的遗体，围剿行动到此宣告结束。这次围剿持续近60小时，官方统计我方共发射子弹1.7万余发，消耗手榴弹334枚、火箭弹20枚、催泪弹13枚，甚至提到使用过8枚毒气弹——这些数字反映出行动的极端激烈。
代价惨重：我方7名军警阵亡、9人受伤，另有一名围观农民中流弹牺牲。面对“一个团对两人”的局面，损失之大令人惋惜，也说明两名歹徒训练有素、战术熟练。若非误入歧途，这两人本可成为优秀的武警战士。
这场战斗同样暴露了我军某些业余和指挥上的短板。在明显占优的情况下，现场指挥仍选择多次强攻，导致不必要的伤亡，并一度丧失主动。但残酷的教训也推动了之后军警建设的加速完善。至于为何不采取更为持久的围堵让其饿死渴死，背后也有考量：当时社会影响巨大，官方需要展示对这类恶性犯罪的严厉处置，单纯围而不攻容易被误读为无能，且当时的条件和公众情绪也限制了策略选择。
总之，这起案件既是个体悲剧，也是制度与管理问题的缩影。它提醒人们：完善兵员审查、改善军中治理、妥善处理上下级关系，对于避免类似悲剧发生至关重要。对于无数家庭和参与者而言，那段血与火的经历至今难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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